人生故事《我在南大读天文》

在南京大学天文系就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看到知乎跳出这条邀请回答的提示，我愣了一下。又是一年毕业季，心怀宇宙遨星汉，敢以数理定乾坤的迎新横幅犹在眼前，一个个春夏秋冬却已悄悄溜走。目睹熟悉的友人们戴上学士帽，离开拥挤且忙碌的校园，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离愁。我打开输入框，无数回忆涌入脑海。

一

入学的时候，我对天文学所知不多。高中教学楼废置的圆顶实验室，磨毛了边的《天文学新概论》《通俗天文学》，撑起了此前我对星空的全部想象。

懵懂且巧合，我被全中国最好的天文学类专业学校录取了。

我一直觉得，夏末是南京最美的时节。日光温柔，晚风习习，校园中满地荷叶青如碧玺。但更鲜艳的，是开学时无数为迎新搭建的帐篷与展板上铺天盖地的南大紫。

方肇周体育馆几千人的开学典礼上，校领导、学者和企业家们轮番演讲。清癯儒雅的方成院士一出场，便引起同学们一阵骚动。

那时我对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世界知名太阳物理学家等荣誉没多少概念，只是那头银丝，莫名让我对这个行业的职业顶点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期待。

用校领导致辞的话来说：虚怀若谷，唯真是求，唯美力修。有伟大的成就，也可以做最平凡的劳动者。

院里大一开课不多，不过是数学、英语、计算机这几门课程。但单单是一科微积分，就让乍入高等大门的我冷汗涟涟。几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稍晚到一点儿，连过道里都坐满了人。数学系的黄老师编撰过教材课本，功底深厚，上课拈一支粉笔，从头写到尾。仿佛一有风吹草动，讲台下几十支笔杆子也随之唰唰地摇动；无数数学符号像北大楼上密密麻麻的藤蔓，瞬间爬满整个教室。

数学老师耐心慈祥，教大学物理的肖教授肖因斯坦则严厉得多。第一节课刚开始，他下军令似的训道：你们现在是大学生了，学的是大学物理，大学课程不能用脑子里过电影那样的学法。

大学课程应该怎么学？我一时半会儿领悟不到。唯知道肖老师讲课天马行空，前一句刚讲到滑块小车，后一句就掉进宇宙和暗物质的深渊。一节课上，他纵马驰骋，经典物理、理论数学、现代前沿，杀个七进七出，大放异彩。我跟在后面，弃甲曳兵，气喘吁吁。

放轻松，放轻松。口语老师Adams对我说。她是个美国老太太，退休后和丈夫周游世界，眼界开阔，心态豁达。上她的课基本就是玩儿：用英语讲故事、听歌、看视频期末报告主题是讲自己的家族故事。我讲完，她在我的成绩条上写：你已经很优秀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希望能继续看到你的笑容。

教学院长开学时说：老实说，天文研究考验的是毅力，即便数理基础没那么突出，也能有用武之地。有人没受过科班训练，照样能成为天文学家。但既然在南大，我们就希望学生不要在这方面落下。

落下永远是相对的。对我来说，感受到人外有人是现实而非自勉。我问一位学长能不能分享考高分的技巧，他说：我在高中得过物理奥赛金牌，你们现在考的题，我三年前就能做满分。

不是所有人都来自省重点中学。没参加过竞赛怎么办？我听说有人刷了几千道题，把89的分数重修到100。每一张答卷都牵动着总成绩，没有人敢彻底放松。

这种新鲜感里掺杂着紧张与不安。高中3年的一千零一夜，一个声音不断在我耳边回响：你的机会有限，你想不想获得最大利益？

我曾以为高考是神灯，擦亮它后就能拥有魔力，实现一切梦想。但神话破灭以后，很多人还盼望着在别的洞窟里抓到新的精灵。寻之不得，便日日被惶恐煎熬着。

变美、疯玩、谈恋爱往昔对大学的期待犹在脑海；出国、拿奖、高绩点各种校园神话充斥于社交平台。

当一头插满花镖的牛面对红布，它还能做什么？于是，我们一边怀着脱靶的恐惧，一边闭着眼睛猛冲向前。

二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种生活有所准备。那年冬天，我们到盱眙县去看双子座流星雨。寒冷夜空下聊起了填志愿时的趣事，一位同学说，当时以为天文学是文科；另一位同学说，以为学天文能当宇航员。

学院在拓展学生认知上煞费苦心。有一门课专门请中国最有名的天文学家轮番举办讲座，学期末还组织了一次到上海天文台访问的活动。讲座内容今日已不记得，但犹记得那天佘山阳光明媚，天文台食堂里的酱排骨格外好吃。

最震撼的时刻当属目睹射电望远镜。65米口径的天马射电望远镜屹立在旷野上，顶天立地，雄姿英发。机房里的机箱隆隆作响，指示灯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一样闪个不停。这就是我们将要经历的科研生活吗？回程的大巴车上，每个人都激动不已。

学校里的天文爱好者社团正在放映露天电影《超时空接触》。故事发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甚大天线阵（VLA），荒原大漠，长风猎猎。我们睁大眼睛看着屏幕上的朱迪福斯特，她头戴耳机，倚在敞篷雪佛兰的引擎盖上聆听外星信号，英姿飒爽。

这虽然只是一部科幻电影里的镜头，但对我们来说，好像真切地看到了十几年后的职业道路。

显然，学院也想让我们尽早体验真实的科研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术导师，科研项目也比其他院系多得多：创新计划、早期科研、助学兼职岗

我的导师是一位研究广义相对论的年轻教授，业余时间还翻译了好几本畅销书。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反函数的导数和导数的反函数有什么关系？我一愣。他笑着说：没事，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只要能想明白这个，这个课题就能做成。

即便手下还带着好几位硕士生、博士生，在指导他们写毕业论文最忙碌的时候，他依然坚持每周和我见面，帮我答疑和演练答辩。我时常为自己遇到恩师感到庆幸。直至今日，每次与他交流哪怕片刻，我依旧觉得收获良多。

进入大学后，我对天文人这个群体更全面的认知，基本都是从老师们的可爱之处得来的。轶事之外，最动人的是他们对研究充满热情。犹记一节天文探秘课上，陈鹏飞老师扛着一根大竹竿进了教室他习惯用竹竿代替激光笔为我们授课。他讲太阳物理领域的历史性难题，讲历辈大师的卓越贡献，讲到最难解、最兴奋之处不禁眉飞色舞：这个时候，我来了！

还有一节高能探测课，邱科平老师走进教室，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们里卡尔多贾科尼去世的消息。这位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倡议开发了X射线望远镜，福泽了全世界的星系研究。

邱老师曾在欧洲南方天文台任职，这座天文台矗立在南美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他回忆自己在那里观测的体验：星河静默，漆黑的夜路伸手不见五指。稀薄气压下，等待观测结果出来的紧张时刻，心脏咚咚狂跳。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阿伦桑德奇，这位当代最着名的天文学家，谈起在帕洛玛天文台观测星空时说道：我就像一个孩子置身于最棒的糖果店里，店里都是你想要的糖果，那简直就是生命中的狂欢节。只有我一个人拿着这家店的钥匙，而且不知怎的，糖果竟奇迹般源源不断地出现。

我瞬间理解了那种感受，并急切地憧憬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投身其中。大二时我们上观测课，在天文台里熬到凌晨两三点。深秋的夜晚清澈而寒冷，从后山俯瞰，厚重的夜色包裹着校园。我们喝咖啡压住睡意，掐着表猛抄电脑上的数据。几百光年外的恒星，一颗一颗变成屏幕上清晰的照片。

教学天文台矗立在校园内的制高点。有一日傍晚，我从食堂出来，赤红的晚霞布满了天空。远望天际线，山尖的圆顶闪着动人的金色。

我顿时想到某次拜访孝陵卫的中国首座太阳塔，那美丽的建筑形似古堡。光束从塔顶射入，穿过十几面透镜，凝成漆黑暗室里一道鲜亮的彩虹。

这座亿兆吨的核熔炉中心1000年前迸发的电磁辐射，经过高空液态晶体绚丽散射，最终被我们小小的成像仪器捕获。那个瞬间，我仿佛感到一股电流在心底涌动。桑德奇在海尔望远镜主焦点舱里穿梭时空时，必有同感。

三

除了本院的老师，和我最熟的是计算机系的老师大壮。有一次计算机课，我做了关于香农信息论的趣谈报告，底下笑倒一片。她正好带了可交互设备的教具，把一顶脑电波控制的帽子扣在我头上。帽子上连着的两只猫耳朵，兴奋地转来转去。

我一度误以为我们的编程教育有点儿浅尝辄止C语言期末大作业，不过写写类似贪吃蛇、宝可梦之类的程序。听说计算机专业的同学动辄写操作系统、打网络攻防，我们简直不可与之相比。

直到我暑假去台湾交流学习，将笔记本电脑借给计算机系的学长。他看到我的执行文件，大吃一惊：你们居然会写图形界面！

在南大，对文学素养的培育，不只局限于文学相关专业。有一学期我选修了董晓教授的俄罗斯文学课，他上课从不带讲义，每次3节课连堂，从作家生卒年到作品原文倒背如流。他讲到普希金诗歌的音乐美，言不尽意，干脆用俄语高声吟诵数首。

在他口中，托尔斯泰一改悲天悯人的面容，契诃夫摘掉了小丑逗乐的面具，屠格涅夫牵起了鲁迅和郁达夫的手。

文学自有其真实的脉络，而学者口述的亲历感，是看多少有关文学的节目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文学专业几乎所有课都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英美文学老师讲《权力的游戏》，从第一章的几个守夜人对话里，分析福克纳和康德。纵横开阖间，与文艺复兴、黑格尔、海明威等相关的故事，几乎成了1+1=2般的常识。

教法国文学课的刘成富教授亦坚定支持学生读原着。他极推崇莫泊桑这样的古典作家。他要求我们必须啃《巨人传》《红与黑》《追忆似水年华》之类的大部头。在训练思路上，他向来遵从的也是传统遗风：如果在毕业的时候，能带走二三百本读过的书，那么你们的大学就是成功的。

比起闷头苦读，学术理念的传承更为珍贵。教近代史的刘握宇教授温文儒雅、风度翩翩。他说：我要讲的是普通人的历史，是母亲、农民、小演员、作家等人的历史。他上课从不用课本，考试只设问答题，且答案不论对错。我犹记得他出的第一道题目：历史有无规律可循？

老师们尝试着帮我们建立一种与历史、人类、社会的深层联系。就像科学史老师说的：唯有肩负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们也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说：你们要从自处到共处，从知道到懂得。

这是天文教育的一部分吗？不算是，至少不是学院有意的安排。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辅相成，二者如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卡尔萨根说：很难想象一个有抱负的物理学家，会不去了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赫、莎士比亚、吉本、马林诺夫斯基和弗洛伊德，以及其他着名学者们的思想。

能与同时代最杰出学者同檐而居，何其有幸。鼓楼校区一家旧书店挂着招牌：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句古语暗示着，这座城市具有自己的独特气质。

元旦，我到先锋书店参加跨年诗会，这是南京一家地下停车场改造的独立书店。尽管是冷风萧瑟的新年，但进店的长队依旧排到百米以外。在千万册书本的簇拥中，几十位诗人、作家，同读者一起杂然而坐，通宵轮番读诗。

新年零点的钟声敲响后，我与我中学时代最喜欢的诗人潘洗尘同台。听他抑扬顿挫地念着：这是什么样的恩泽啊我将/用刀刻在心上。

四

有时候我常常忘记，普通的学习与科研究竟有何区别。目睹中学时代的知识一点点在真实世界里派上用场，是一种兴奋与挑战参半的体验：Excel可以用来处理数据，PowerPoint可以用来作图，画像素小人儿的几行代码可以绘制恒星。

教某一门课的，都是对这个领域有深入了解的专家。教理论力学的谢基伟老师，开普勒卫星上天前，用他发明的方法找到的系外行星数量全球第一；教球面天文学的朱紫老师是陕西天文台的前副台长，也是天体测量领域的权威，经常参与国家相关领域的重大决策；教天体力学的周济林老师是《三体》的超级粉丝，他发起了觅音计划，寻找外星文明

教授们的身份首先是科学家，其次才是老师。因此，他们所教的课、用的书、布置的题，都不拘泥于考试。

空间天气学报告，处理美国航空航天局官网发布的监测数据；天体力学作业，画太阳系天体的庞加莱截面；学活动星系核，每周读一篇英文顶级期刊文章；量子力学试卷上的压轴题不是习题册上原本的题目，而是复现关于石墨晶体论文的真实计算。

苦寒之于梅花香，有时是必要不充分条件。

大三那年春天，院里召开早期科研训练的结题答辩。有一位同学使用目前最好的观测数据，对大质量恒星形成区的分子谱线进行了研究。这是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我偶尔到他寝室串门，他要么在纸上计算，要么电脑屏幕上运行着代码编译器。

答辩无疑很成功。提问环节，连答辩老师都忍不住问：这些全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我有时候想，追求排名靠前的学校，究竟想获得什么？倘若将虚荣心忽略不计，不过是优美的环境、丰富的资源、高人的指点、广阔的前景而已。

一位师姐在事件视界望远镜（EHT）核心课题组做交换生，在人类第一张黑洞照片发布会之前，导师在同师门学术交流时，给了我一张从师姐那儿得到的半成品黑洞照片。那时候图像最终处理方案还未确定，橘红色的光环和终稿还略有差别。我非常激动。我们的课题与黑洞密切相关，依靠这张照片上视界半径的长短，或许就能颠覆人类沿用百年的广义相对论。

事件视界望远镜的官网上写着：In an echo.（在事件视界中，物质被引力吸入并形成巨大能量漩涡的过程）100年前，爱丁顿用一张日食照片证实了广义相对论，让他和爱因斯坦一炮而红。他的弟子戴文赛漂洋过海回到中国，开创了生生不息的南大天文系。

100年后，我们这些爱丁顿和戴文赛的子弟再次站在巨人肩膀上，携崛起的国力与新的愿景，希望能再现百年前的伟业。

有一次和施勇老师聊起，职业生涯里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这位年纪轻轻就担当重任、拥有头衔、荣誉无数的杰青，毫不犹豫地答道：申请到顶尖望远镜的观测时间，那个时候最快乐了，其他事情都无法与之相比。

一位同学跟随研究太阳的教授做科研。这位老师曾在不经意间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现在有挚爱的妻子和家庭，我做的是我喜欢且重要的工作，并且居然还有人付钱给我。还能期待什么更好的吗？

五

大三暑假，同学们纷纷飞去不同的大洲实习，我来到北京天文台兴隆观测站。河北群山之间，郭守敬望远镜剑指苍穹。通向焦点室的楼梯上，一幅题字赫然在目：探索宇宙奥秘，造福人类社会。

似乎到处都是熟人那一年，恰巧中国所有天文台的台长都毕业于南大天文系。放假回家，我到青岛观象台拜访。花岗岩圆顶旁，一颗宝石代表着中国海拔零点标准。工程师为我摇动已有100余年历史的黄铜望远镜，将太阳的倒影投在测绘纸上：曲钦岳院士当时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到我们观象台来玩儿。我望着窗外松荫葳蕤的小路，心中诧异竟有这层缘分。他是高能天体物理学的先驱，是南大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任校长。

我实习的机构是中国和南美联合建设的天文中心，它是中外科学合作的代表。中心主任在哈佛大学工作20多年，刚刚归国效力。他满头白发，扎着辫子，身材魁梧，聊天时神采飞扬：

我是南大1982级，天文系历史上第一个保研的。那时候天文系的学生住在鼓楼，夏天太热，白天没人上课，都躲在宿舍。隔一小时冲一次凉，晚上到房顶上睡觉

与更广泛天文界的这种接触，对职业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南大天文系属于国家珠峰计划的培养基地，入选计划的学生有专门的差旅津贴。大四秋天，我受资助去青海德令哈参加中国天文学年会，那里有中国唯一的毫米波望远镜。全国的天文学家济济一堂，我第一次目睹如此多样的研究方向。

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德国马普所合作近20年，发现了银河系的一条新旋臂。这让我瞬间回忆起在鼓楼校区系小院的见闻。那是1952年盖的系楼，三联拱门是现今院徽的原型，白色圆顶里装着民国时期哈佛大学赠送的望远镜。它曾经拍摄了人类的首张星云照片，发现了首个分光双星。随着学院迁到仙林校区，小院慢慢荒废，门牌被藤蔓封锁。

在布满灰尘的楼栋里，只剩一盏灯亮着，那是刘林教授家的灯。如今他已经年过八十，仍然每天坚持来办公室工作，偶尔还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是这样小跑着工作，让中国的天文学进入了世界的队列。

南大天文系建系70周年时，中国国家天文台报请国际天文联合会，将宇宙中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南大天文学子星。但是微信朋友圈里，没有人因为这条消息而太过激动。

在我的记忆中，毕业前留下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我和室友们登上天文台拍合影。九乡河亮晶晶地盘旋在远方。那是青春的粼粼闪光，比任何星星的名字都更为珍贵。